美国正在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并在WTO之外构建投资贸易秩序以维护美国利益，日本正在加快制造业结构转型，未来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发达工业国家和印度等后发工业国家的“上下夹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必须适时调整智能制造 从而确保在全球制造业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1 美国的战略逻辑

美国强化制造业技术优势和产业竞争力、阻击全球竞争对手的战略逻辑是：对内以“制造业复兴战略”为核心促进制造业向美国本土回溯智能制造 积极推动全球生产制造体系向符合美国资源禀赋优势的方向转变。

具体的政策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针对美国制造业技术能力雄厚而产业化（主要是大规模制造）相对能力薄弱的问题一带一路，强化政府的作用一带一路，通过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促进科学和技术优势向产业化优势的转变。如完善针对先进制造业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搭建全国性“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网络，增加制造业研发预算等。

二是利用智能制造快速发展的机遇，利用智能制造对人工进行替代的资本深化机遇，弥补美国劳动成本高企的劣势，强化生产制造向美国本土的回溯，加强美国的生产制造（美国学者称之为“产业公地”）优势。

美国发展智能制造的战略意图是掌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制高点，其核心是依托其在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优势，加快推动全球工业生产体系向有利于美国技术和资源禀赋优势的个性化制造、自动化制造、智能化制造方向转变。

三是积极建设以分布能源系统、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为代表的全新的工业基础设施体系。在政府资助下，美国各州都在开发和部署具有智能性、可持续性、灵活性的能源、交通、生产和信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新产业、新业态的基础，也有助于美国制造业降低配套成本，形成快速响应能力。

四是通过强化结构性的产业政策促进生产制造向美国的集聚。利用不同口径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税收成本超过45%，加入各类行政性收费和政府基金后的综合税负成本超过60%，大幅高于美国制造业企业38.92%的税收成本和44%的综合税负成本。而美国政府加强对工业的补贴有望进一步强化美国的投资吸引力。

例如，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的100亿美元液晶面板（LCD）项目，威斯康星州政府就将在未来15年内向富士康共支付28.5亿美元现金，包括15亿美元工资税补贴、13.5亿美元资本投资获利税补贴，此外，州政府还将放弃1.5亿美元的建筑设备销售税。

美国阻击全球竞争对手的对外策略是逐步弱化以WTO为主导的全球贸易框架，积极推进“印度太平洋之梦”，构建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贸易投资秩序。特朗普政府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制造业企业家认为，在WTO框架下，美国系统性地、没有附加条件地开放了贸易和投资，降低和消除了关税，减少了关税壁垒，但是在美国降低关税壁垒同时，其他国家却没有向美国同等条件地开放市场。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鼓励私有企业、革新和工业。而其他国家则使用政府工业计划和国有企业。”

基于这样的认识，特朗普政府不仅逐步弱化WTO贸易框架，而且抛弃了之前奥巴马政府试图推动的TPP贸易框架，转而通过建立新的双边贸易规则来重构有利于美国贸易利益的新秩序，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加强与印度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即特朗普所谓的“印度太平洋之梦”，同时加强针对中国等美国企业主要投资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反对以市场要求外资企业转让技术和对工业进行大规模补贴等产业政策措施。

2 日本仍是主要对手

与美国新一轮制造业战略以加强生产制造基础不同，当前日本制造业竞争战略的核心是进行结构性调整，即逐步退出日本企业逐渐丧失优势的家用电器、消费电子等传统产业，转而培育在新能源、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新兴部门的竞争优势。

从三菱汽车油耗造假、东芝公司虚报利润到高田问题气囊，再到今年神户制钢旗下3家工厂和1家子公司长期有组织的篡改部分铝、铜制品检验证书，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日本企业造假现象实际上是日本制造业处于结构转型阵痛期的具体表现。但是必须看到，日本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基础仍然十分坚实，同时在新兴产业部门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工程化能力正在快速培育、提升，日本仍然是中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跃进的主要竞争对手和障碍。

3 中国产业安全的新挑战

在美国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并通过积极构建新投资贸易秩序强化美国利益、日本加快制造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有可能面临“上下夹击”的不利局面。

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快技术和产业结构向有利于美国资源禀赋优势的方向转变，通过强化政府和产业政策功能加快制造业回溯，同日、德等工业强国加强在新能源、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等领域的战略布局，因而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经济发展新动能形成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双边谈判重建全球贸易投资秩序的企图可能加快“印度太平洋之梦”战略的实施进程，即通过培育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对手弱化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谈判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有望提速，中国制造业将同时面临来自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技术追赶和产业替代。

基于此，未来我国的产业发展和贸易战略必须适时进行调整：

一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施中弱化对印度和东南亚主要潜在制造业竞争国家的投资，特别是缩减对这些国家在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和电力等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抑制其制造业综合成本优势的形成。

如果美国进一步强化新亚太战略，加大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有可能激发印度和东南亚的劳动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形成研发和大规模制造的分工格局，从而对中国的制造业大规模生产制造优势形成冲击。

目前，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虽然在劳动成本方面较中国具有优势，但由于这些国家工业基础建设的滞后以及国内市场的分割（印度尤为突出），其在制造业综合成本方面并未形成优势。中国在这些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重点应是制造业产能走出去，而不是基础设施投资。

二是策略性使用产业政策，灵活规避WTO规则。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以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等形式公开对企业进行各种补贴，违反了WTO规则，同时也成为美欧等国家阻击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把柄。

事实上，美日等工业强国并没有放弃对补贴政策的使用，如美国对航空和航天、汽车、造船和建筑等部门的补贴；日本对汽车、电子机械和设备等部门的补贴；欧盟对造船、汽车等部门的补贴。

但这些国家在补贴政策的运用方面特别注重灵活性。未来我国产业政策实施应充分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更多依赖研发机构、而不是政府直接对企业进行补贴，即政府把补贴资金首先发放给科研院所，然后由科研院所再通过合作研发等形式转给企业，从而避免了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补贴。

与此同时，鼓励和帮助我国企业灵活应用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同时借鉴美国做法，鼓励企业采用贸易救济措施，排斥进口产品，打击国外的竞争对手。以美国《伯德修正案》为例，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把向外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款直接补贴给提起反倾销或反补贴诉讼的美国公司，而不是上缴美国财政部。这一做法显然在实质上是对美国公司的双重保护，在客观上也会起到鼓励本国企业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的诱导效果。

三是积极利用日本造假门事件频发的机会，在国际市场和媒体营造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环境，加大中国制造质量品牌的建设和宣传。特别是利用学术界、而不是主流媒体的力量，加大对日本造假和企业失败案例的分析和发表，同时也加大学术界对中国成功企业、原始创新和产品质量的研究和发表。利用学术界独立第三方的优势，在加强中国经验提炼梳理的同时，扩大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形象。